论政体第二

贞观初,太宗谓萧瑀曰:“朕少好弓矢,自谓能尽其妙。近得良弓十数,以示弓工。乃曰:‘皆非良材也。’朕问其故,工曰:‘木心不正,则脉理皆邪,弓 虽刚劲而遣箭不直,非良弓也。’朕始悟焉。朕以弧矢定四方,用弓多矣,而犹不得其理。况朕有天下之日浅,得为理之意,固未及于弓,弓犹失之,而况于理 乎?”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,更宿中书内省,每召见,皆赐坐与语,询访外事,务知百姓利害、政教得失焉。

  贞观元年,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:“中书所出诏敕,颇有意见不同,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。元置中书、门下,本拟相防过误。人之意见,每或不同,有 所是非,本为公事。或有护己之短,忌闻其失,有是有非,衔以为怨。或有苟避私隙,相惜颜面,知非政事,遂即施行。难违一官之小情,顿为万人之大弊。此实亡 国之政,卿辈特须在意防也。隋日内外庶官,政以依违,而致祸乱,人多不能深思此理。当时皆谓祸不及身,面从背言,不以为患。后至大乱一起,家国俱丧,虽有 脱身之人,纵不遭刑戮,皆辛苦仅免,甚为时论所贬黜。卿等特须灭私徇公,坚守直道,庶事相启沃,勿上下雷同也。”

  贞观二年,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:“近代君臣治国,多劣于前古,何也?”对曰:“古之帝王为政,皆志尚清静,以百姓之心为心。近代则唯损百姓以 适其欲,所任用大臣,复非经术之士。汉家宰相,无不精通一经,朝廷若有疑事,皆引经决定,由是人识礼教,治致太平。近代重武轻儒,或参以法律,儒行既亏, 淳风大坏。”太宗深然其言。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,兼识政体者,多进其阶品,累加迁擢焉。

  贞观三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中书、门下,机要之司,擢才而居,委任实重。诏敕如有不稳便,皆须执论。比来惟觉阿旨顺情,唯唯苟过,遂无一言谏诤 者,岂是道理?若惟署诏敕、行文书而已,人谁不堪?何烦简择,以相委付?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,必须执言,无得妄有畏惧,知而寝默。”

  贞观四年,太宗问萧瑀曰:“隋文帝何如主也?”对曰:“克己复礼,勤劳思政,每一坐朝,或至日昃,五品已上,引坐论事,宿卫之士,传飧而食,虽 性非仁明,亦是励精之主。”太宗曰:“公知其一,未知其二。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。夫心暗则照有不通,至察则多疑于物。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,恒恐群臣内怀 不服,不肯信任百司,每事皆自决断,虽则劳神苦形,未能尽合于理。朝臣既知其意,亦不敢直言,宰相以下,惟即承顺而已。朕意则不然,以天下之广,四海之 众,千端万绪,须合变通,皆委百司商量,宰相筹画,于事稳便,方可奏行。岂得以一日万机,独断一人之虑也。且日断十事,五条不中,中者信善,其如不中者 何?以日继月,乃至累年,乖谬既多,不亡何待?岂如广任贤良,高居深视,法令严肃,谁敢为非?”因令诸司,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,必须执奏,不得顺旨便即 施行,务尽臣下之意。

  贞观五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治国与养病无异也。病人觉愈,弥须将护,若有触犯,必至殒命。治国亦然,天下稍安,尤须兢慎,若便骄逸,必至丧败。 今天下安危,系之于朕,故日慎一日,虽休勿休。然耳目股肱,寄于卿辈,既义均一体。宜协力同心,事有不安,可极言无隐。傥君臣相疑,不能备尽肝膈,实为国 之大害也。”

  贞观六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看古之帝王,有兴有衰,犹朝之有暮,皆为敝其耳目,不知时政得失,忠正者不言,邪谄者日进,既不见过,所以至于灭 亡。朕既在九重,不能尽见天下事,故布之卿等,以为朕之耳目。莫以天下无事,四海安宁,便不存意。可爱非君,可畏非民。天子者,有道则人推而为主,无道则 人弃而不用,诚可畏也。”魏征对曰:“自古失国之主,皆为居安忘危,处治忘乱,所以不能长久。今陛下富有四海,内外清晏,能留心治道,常临深履薄,国家历 数,自然灵长。臣又闻古语云:‘君,舟也;人,水也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’陛下以为可畏,诚如圣旨。”

  贞观六年,太宗谓侍臣曰: “古人云:‘危而不持,颠而不扶,焉用彼相?’君臣之义,得不尽忠匡救乎?朕尝读书,见桀杀关龙逄,汉诛晁错,未尝不 废书叹息。公等但能正词直谏,裨益政教,终不以犯颜忤旨,妄有诛责。朕比来临朝断决,亦有乖于律令者。公等以为小事,遂不执言。凡大事皆起于小事,小事不 论,大事又将不可救,社稷倾危,莫不由此。隋主残暴,身死匹夫之手,率土苍生,罕闻嗟痛。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,朕为公等思龙逄、晁错之诛,君臣保全, 岂不美哉!”

  贞观七年,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,因曰:“当今大乱之后,造次不可致化。”征曰:“不然,凡人在危困,则忧死亡;忧死亡,则思 化;思化,则易教。然则乱后易教,犹饥人易食也。”太宗曰:“善人为邦百年,然后胜残去杀。大乱之后,将求致化,宁可造次而望乎?”征曰:“此据常人,不 在圣哲。若圣哲施化,上下同心,人应如响,不疾而速,期月而可,信不为难,三年成功,犹谓其晚。”太宗以为然。封德彝等对曰:“三代以后,人渐浇讹,故秦 任法律,汉杂霸道, 皆欲化而不能, 岂能化而不欲?若信魏征所说,恐败乱国家。”征曰:“五帝、三王,不易人而化。行帝道则帝,行王道则王,在于当时所理,化之而已。考之载籍,可得而知。昔 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,其乱甚矣,既胜之后,便致太平。九黎乱德,颛顼征之,既克之后,不失其化。桀为乱虐,而汤放之,在汤之代,既致太平。纣为无道,武王 伐之,成王之代,亦致太平。若言人渐浇讹,不及纯朴,至今应悉为鬼魅,宁可复得而教化耶?”德彝等无以难之,然咸以为不可。太宗每力行不倦,数年间,海内 康宁,突阙破灭,因谓群臣曰:“贞观初,人皆异论,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,惟魏征劝我。既从其言,不过数载,遂得华夏安宁,远戎宾服。突厥自古以来常 为中国勍敌,今酋长并带刀宿卫,部落皆袭衣冠。使我遂至于此,皆魏征之力也。”顾谓征曰:“玉虽有美质,在于石间,不值良工琢磨,与瓦砾不别。若遇良工, 即为万代之宝。朕虽无美质,为公所切磋,劳公约朕以仁义,弘朕以道德,使朕功业至此,公亦足为良工尔。”

  贞观八年,太宗谓侍臣曰: “隋时百姓纵有财物,岂得保此?自朕有天下已来,存心抚养,无有所科差,人人皆得营生,守其资财,即朕所赐。向使朕科 唤不已,虽数资赏赐,亦不如不得。”魏征对曰:“尧、舜在上,百姓亦云‘耕田而食,凿井而饮’,含哺鼓腹,而云‘帝何力’于其间矣。今陛下如此含养,百姓 可谓日用而不知。”又奏称:“晋文公出田,逐兽于砀,入大泽,迷不知所出。其中有渔者,文公谓曰:‘我,若君也,道将安出?我且厚赐若。’渔者曰:‘臣愿 有献。’文公曰:‘出泽而受之。’于是送出泽。文公曰:‘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,何也?愿受之。’渔者曰:‘鸿鹄保河海,厌而徙之小泽,则有矰丸之忧。鼋鼍 保深渊,厌而出之浅渚, 必有钓射之忧。 今君出兽砀,入至此,何行之太远也?’文公曰:‘善哉!’谓从者记渔者名。渔者曰:‘君何以名?君尊天事地,敬社稷,保四国,慈爱万民,薄赋敛,轻租税, 臣亦与焉。君不尊天,不事地,不敬社稷,不固四海,外失礼于诸侯,内逆民心,一国流亡,渔者虽有厚赐,不得保也。’遂辞不受。”太宗曰:“卿言是也。”

  贞观九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往昔初平京师,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。炀帝意犹不足,征求无已,兼东西征讨,穷兵黩武,百姓不堪,遂致亡灭。此皆朕 所目见,故夙夜孜孜,惟欲清净,使天下无事。遂得徭役不兴,年谷丰稔,百姓安乐。夫治国犹如栽树,本根不摇,则枝叶茂荣。君能清净,百姓何得不安乐乎?”

  贞观十六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或君乱于上,臣治于下;或臣乱于下,君治于上。二者苟逢,何者为甚?”特进魏征对曰:“君心治,则照见下非。诛一 劝百,谁敢不畏威尽力?若昏暴于上,忠谏不从,虽百里奚、伍子胥之在虞、吴,不救其祸,败亡亦继。”太宗曰:“必如此,齐文宣昏暴,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 治,何也?”征曰:“遵彦弥缝暴主,救治苍生,才得免乱,亦甚危苦。与人主严明,臣下畏法,直言正谏,皆见信用,不可同年而语也。”

  贞观十九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朕观古来帝王,骄矜而取败者,不可胜数。不能远述古昔,至如晋武平吴、隋文伐陈已后,心逾骄奢,自矜诸己,臣下不 复敢言,政道因兹弛紊。朕自平定突厥、破高丽已后,兼并铁勒,席卷沙漠,以为州县,夷狄远服,声教益广。朕恐怀骄矜,恒自抑折,日旰而食,坐以待晨。每思 臣下有谠言直谏,可以施于政教者,当拭目以师友待之。如此,庶几于时康道泰尔。”

  太宗自即位之始,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。帝志在忧人,锐精为政,崇尚节俭,大布恩德。是时,自京师及河东、河南、陇右,饥馑 尤甚,一匹绢才得一斗米。百姓虽东西逐食,未尝嗟怨,莫不自安。至贞观三年,关中丰熟,咸自归乡,竟无一人逃散。其得人心如此。加以从谏如流,雅好儒术, 孜孜求士,务在择官,改革旧弊,兴复制度,每因一事,触类为善。初,息隐、海陵之党,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,事宁,复引居左右近侍,心术豁然,不有疑阻。 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,得帝王之体。深恶官吏贪浊,有枉法受财者,必无赦免。在京流外有犯赃者,皆遣执奏,随其所犯,置以重法。由是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 公、妃主之家,大姓豪猾之伍,皆畏威屏迹,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,无复盗贼,囹圄常空,马牛布野,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,米斗三四钱,行旅自京师至于岭 表,自山东至于沧海,皆不赍粮,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,行客经过者,必厚加供待,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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